一、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成员的资格参加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当时世界五强的美、英、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等正义要求，均遭到无理拒绝。会议竟然作出侵犯我国主权利益的非法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各项权益转让给日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政府竟然表示同意，而且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激起全国人民的极端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的亲日派官僚。对外软弱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悍然出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逮捕示威学生。次日，北京学生宣布总罢课。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像春雷一样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大地，这一行动很快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声援。5月6日，九江各校学生举行会议，联名通电北京政府，拒绝巴黎和约签字，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7日，南昌各校学生群情愤慨，也立即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游行中，每个参加游行的学生手中拿着小白旗，旗上写着“诛卖国贼”、“抵制日货”、“同胞速醒”、“力争青岛”、“救被捕北京学生”等口号，声势之大在江西史无前例。

九江、南昌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德安县城，同样激起德安人民的强烈反响，具有爱国激情的德安知识青年立即响应，商议行动计划。

5月13日，德安县立高小和私立沈毅学校两校青年教员和学生共400余人，集会于县城东门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集会上，沈毅学校教员蔡双峰等人发表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并当场通过四项决议，决议为举行罢课、开大会游行示威、组织宣传队和抵制日货。

东门观集会之后，私立沈毅学校学生熊好生联合一些青年教员，在县城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除青年教员和学生外，部分店员和平民参加游行示威。游行者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抵制日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几个学生抬着巨型的中国地图模型，地图上写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四万万同胞——睡狮快觉醒”的字样。游行队伍从县立高小、沈毅学校门前出发，经过通津街，出南门折止新街口，再向德安火车站。前排学生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沿途商民群众站立街道两旁观看。学生宣传队向观看的市民进行演说。听到演讲的人群无不愤慨，他们中有的人也自动地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经过火车站沿铁路进入大西门，午后才回到学校。这次集会，向北京政府发出通电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同时通电上海报纸，呼吁全国同胞行动起来，惩办卖国贼。自此次游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行动后，五四运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德安各界人士开始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了。

5月下旬，沈毅学校和县立高小的两校学生成立宣传队，继续在县城各阶层市民中进行宣传活动。宣传队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详细地讲述巴黎和会上英、法、美、意、日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以及中国遭到的奇耻大辱，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抵制日货。人们仇恨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心理越来越强烈。宣传队得到各阶层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只有两校学生和青年教员参加，后来铁路工人、码头搬运工人、店员工人和市民纷纷响应，许多商店门口或柜台上都插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小旗。德安车站的装卸工人和码头上的搬运工人自觉地行动起来检查仇货。人们不再用“东洋伞”，街道旁树立宣传外国货的商标广告被锯倒在地或毁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从县城扩展到近郊农民，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

德安声援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鲜明地革命性。其参加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是德安以往爱国运动未曾有过的。德安各界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德安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在红色的赣北大地上具有很大影响。

二、五四运动对德安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在德安县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四种新气象。第一，出现了许多启发民智的乡土读物。1920年，沈毅学校教员蔡联芳编印《德安乡土课本》课本详细介绍德安县的历史、幅员、乡土物产、风俗民情、名胜古迹，体现了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基本思想。第二，沈毅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纷纷外出求学深造，1921年至1923年间，杨超、杨乐羊、何奎光、袁亚梅、扶国权、甘霖沛、熊好生、向热生、黄继美等青年分别赴南昌、九江、上海、北京、武昌等城市的学校就读，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第三，县立高小和沈毅学校之间消除隔阂。两所学校曾互相轻视，两校学生之间发生过殴斗现象。在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中，两校学生并肩战斗，情感融洽，加强了团结。第四，密切了青年知识界和工农劳动民众之间的联系。

这四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五四运动洪流的洗礼下，德安青年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青年学生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增强了改造旧世界的决心。五四运动以后，德安青年学生敢于站出来，同旧势力、恶势力进行英勇斗争。

1920年，为防范学生运动，德安县公署监督唐祚庆派袁某任德安县立高小校长。袁到任后，对学生和青年教员滥加监管。青年教员周尚文为解决一个贫苦学生的困难，与学生同铺合睡，被袁诬为“猫鼠同眠”。学生们极为愤慨，提出抗议，实行罢课，并纷纷要求转校，不少寄宿学生收拾行李准备离校。见此情况，唐祚庆只得撤销袁的校长职务。

1921年4月，德安公署派胡兰锦到县立高小任英文教员，暗中监视学生活动。胡兰锦文化程度低，不足胜任英文教员一职，学生向校方反映，校方不仅不接受意见，反倒责怪学生。于是，两校学生联合起来向校方施压，明确提出该教员不称职，必须更换，最终将胡兰锦被更换。

1922年4月间，德安县公署以清算田赋为名对农民增加赋税。书差、粮吏乘机层层加码。9月间，彭山一农民到县粮房交完粮，书差张昌钦、王道昌欺负农民不识字，用浮算、浮收的作弊手段多收农民粮款。农民感到完粮款比以往增加很多，产生怀疑，找县立高小一学生复算，发现粮房浮收铜文800文。学生自治会王性清立即召集一些学生，同农民一起去粮房找张昌钦、王道昌复算。张昌钦、王道昌不理睬，反说学生蓄意闹事，与学生争执起来。高小学生闻讯后都去声援，聚拢一二百人，把张昌钦、王道昌痛打一顿。张昌钦、王道昌二人趁机报复，报告县公署诬赖学生抢劫粮房。德安县公署得到报告后，派出保卫队的兵丁进行镇压。学生与兵丁打了起来，缴获快枪1支。知县害怕田赋弊病曝光，于己不利，答应学生派代表参加复算。第二天，学生代表王性清等与农民同到粮房复算粮册，发现款目却与粮册相符，知县便训斥王性清故意肇事。王性清细看粮册，发现墨色不对，粮册前后页比较，发现破绽，手中的粮册是假造的。知县见此情，自行察看，确有疑点，便将粮吏训斥一顿，令其退回浮收的粮款。学生也将快枪交还了保卫队。在这之后，塘山的完粮农民也积极与磨溪头的粮吏作斗争，揭露粮吏浮收粮款的欺诈行为。五四运动后，德安学生以实际唤醒了德安县的工农大众。

1923年9月，驻德安的北洋军阀部队为限制学生爱国行动，派官员到县立高小和沈毅学校充当体育“教员”。这些充当“教员”的兵弁上课时殴打学生，禁止学生发表进步言论。两校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军阀“教员”殴打学生，结果，驻德安的军阀只得将派在学校的兵弁撤离。

1926年4月，九江镇守使邓如琢奉军阀孙传芳之命去南昌接替方本仁任江西督军。7日，邓如琢乘车经过德安火车站，沈毅学校代校长蔡通俊为逢迎军阀邓如琢，迫使学生去火车站迎送。熊祖沐、余光辉、邹焕文等同学在教员熊好生等暗示下，逐个从车站溜走。邓如琢的专车到站时，月台上只有蔡通俊带着稀稀拉拉的学生队伍。事后，蔡通俊甚为恼怒，要开除为首的学生熊祖沐、余光辉、邹焕文等人。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全校学生提出抗议，举行罢课，反对校方任意开除学生。他们还撰写一篇《讨伐蔡通俊檄》的文章，抨击蔡通俊品行不良、学识浅陋、不堪为人师表，更不配任校长职务。同时，寄宿学生纷纷收拾行李准备离校，以示反抗。县立高小的寄宿学生为声援沈毅学校学生罢课，腾出铺位让沈毅学校的寄宿生住宿。蔡通俊只得请刘汉回县调停。经调解，蔡通俊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第一，收回开除学生的命令；第二，废止体罚学生的做法；第三，废止对学生爱国活动的干涉。

德安人民为求生存、求民主的革命斗争，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说明，民众自发的抗暴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国革命只有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开辟新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