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安党史故事之一

       ———灯下立志

二十世纪初，德安县木环垅清白村来了一个杨姓大户人家。他们在这购置田地，安家落户。这个家里有个人叫杨彩青，是一个豁达开朗的读书人。来到江西后，杨彩青一直在私塾和县立小学教书。随他同来的有襁褓中的幼子---杨超。

杨超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父母和家人都非常疼爱他，由于受家庭影响，四、五岁时便能看书写字，回答和提出生活中一些新奇的问题。一年冬天，杨超问父亲：“家里的长工为什么天天做事还穿得那么破，长得那么瘦？”父亲对他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没有读书，没文化，没办法才打长工，才那么瘦”。这些话的意思虽然当时没全弄懂，但他父亲讲这句话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小杨超真的很用心学习了。

杨超父亲和二伯父都有文化，他们在家办起了私塾，收教十几个穷家子弟做学生。杨超六岁时也进了私塾。杨超读书非常勤奋刻苦，考试常得满分。在私塾时他就读完了《四书》《国文》《孟子》，到了小学便开始读《龙文鞭影》《论语》《诗经》等。有时候，课才上完一半，他就吃“饱”了，然后便悄悄地看家里收藏的一些书。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杨彩青把杨超送进德安郭氏沈毅小学读书。在读小学的时候，杨超十分刻苦，也特别关心穷苦家送来的同学。他有位叫金士望的同学，家境非常贫寒。同学的父亲为了让儿子他能多认识几个字，日后也好有人记个宗谱，便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弄来几块钱给儿子交上了学费，但上学后的吃住就越来越成问题。小小年纪清晨五、六点钟起来，步行八、九里路到县城读书，中午有时只吃一两个红薯充饥，冬天放学还得赶回家住。一天两天扛得过去，十天八天就很艰难了。

杨超发现这个问题后，让金士望同学把一床破棉被搬到自己床上来，两人合睡一张床，冬天可以互相取暖，晚上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互相促进功课。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可吃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校经常米食告绝的金士望，有时只靠一、两个红薯充饥，饿得面黄肌瘦。少年杨超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个星期回一次家时，总是把米菜加了又加。母亲不知为何缘故，儿子饭量大增，米食渐涨，但也未见其脸色好起来，奇怪的却是日渐面黄肌瘦。有一个星期天，杨超又回家取米带菜，母亲仍见其脸色黄瘦，忍不住问起原由来，在母亲的再三询问下，杨超不得不如实将金士望同学的家境讲了出来，母亲听完儿子的叙述后，没有当即表现出赞同的话语，只是会心地向儿子笑了一下，尔后低头不语到厨房多做点饭，让他带到学校去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时，杨超十五岁。这个时期，杨超在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对当时社会有了新的认识，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了他改造德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是殆未得改革之道欤？我当首先建设一个新的德安”。

到了1921年，杨超即将毕业于德安郭氏沈毅小学。对于杨超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关键一步走向哪里是要选择的。这一天，在郭氏沈毅小学里，同窗好友们都聚在一起谈论今后的去向。有的同学讲：如今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活跃，我们何不组织起来革命；有的同学讲：到西方去开眼界，到法国、到苏联去；有的同学讲：还是安分守己回家耕种，帮助父母减轻负担为计。同学们的话在杨超心里深深地烙下印记。

他回到家里，父亲正等待着他对人生去向选择的回答。

夜，掌灯时分。杨超父亲忙完事务，独坐青油灯下，手揣着水烟斗，吱吱吸着烟。他一次又一次地挑动灯芯，显得有些焦急，他在等待着儿子回来，他要儿子对今后的去向作出选择，他疼爱儿子，更关心他的仕途。

然而，那时的执政者腐败无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掠夺中国。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她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大地。

“超儿，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

“爸，有什么事您说吧？”

“超儿，你小学就要毕业了，有什么志向没有？是继续入学深造，还是回家耕种扶植家业？”

杨超沉静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提问，只是亲切地要求父亲把灯再挑亮一点。尔后，杨超从书包里拿出纸墨，手中的毛笔在砚台上轻轻地蘸着。顿时，写下了一首诗，作为他对父亲的回答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诗曰：

莫教桑麻困后人，浮云富贵不如贫。

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河山再造新。

杨超父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拿起儿子的诗作看了又看，对儿子如此开阔的思维和远大的理想抱负感到震惊和欣慰。

德安党史故事之二

       ———丁香闹革命

在德安革命根据地，妇女群众同男子一样参加革命斗争。她们有的扛枪与白匪搏斗于战场，有的与敌人周旋于白区，传递和刺探情报，采购军需物资......曾妈妈就是其中一个。

曾妈妈原名曾丁香。参加革命时，她已六十多岁了，同志们便尊称她为曾妈妈。曾妈妈的娘家是洞霄坑里曾村，夫家是彭山老屋宋村，娘、夫二家都是赤贫的佃农。曾妈妈从小到彭山老屋宋村做童养媳，比丈夫宋为南长几岁，由于都是穷孩子，结婚后，感情也很好。曾妈妈从小就在地里劳动，力气很大，身材魁梧，农活把式犁、耙、栽、锄，样样都会干。但夫妻在租佃的土地上日夜劳作，却时常得不到温饱。曾妈妈性情刚强，对地主的欺凌和剥削寸步不让。曾妈妈常常说，“富人是人，穷人也是人，怕他做什么，‘打要打金刚，劫要劫霸王’，难道我们就该穷一生了不成？”有一次，本地一个恶霸地主向她讨地租，被她打翻几个跟头。从此，地主恶霸便称她为“蛮妇人”。另外，每当地主恶霸欺压穷人时，她经常主动站出来为穷人撑腰。地主们就对她怀恨在心，后来串通起来夺了她的佃。曾妈妈被地主夺了佃以后，只好和丈夫外出求生，后因丈夫因病去世，重返彭山。她又租种了地主的山地，在上面种了一片油茶树，以林业收入为生。就这样，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尚难觅得温饱。曾妈妈的处境，既痛苦凄凉，又彷徨无助。

1927年初，革命烈火燃烧到彭山，燃烧到曾妈妈的心里，但她还有些不相信穷人真能够翻身。

一天晚上，曾妈妈忐忑地走进中共德安县委会办公室，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甘霖沛，问道：“甘同志，彭山的人都在闹革命，我这个老妈子也能参加吗？”

甘霖沛握住她的手，笑着回答道：“曾妈妈，你也是穷人，我们欢迎你参加。”

曾妈妈：“年老了不能扛枪打仗，能做些什么呢？”

甘霖沛道：“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只要肯干，还愁没事做么？”曾妈妈听了点头大笑，“好，好，好！革命也算上我老婆子一个！”

不久，曾妈妈便接受了革命任务，假装一个“卖货郎”，做一个贩卖黄烟的小商贩，来往于南浔线上的九江、沙河、马回岭、德安、涂家埠等地，采购药品、油墨、蜡纸、纸簿、手电池等物品。这些物品，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的违禁品，一旦被发现，那可是坐牢、杀头的罪名。不管环境多恶劣，敌人封锁得多严紧，在白色区域中，总会见到一个身影，一个老太婆，挑着一担箩筐，那就是曾妈妈。白区敌人也经常会见这样一个老婆子，担着一副箩筐，箩筐内放着一些零星的物品，认为她真的就是个贫困而生活又无奈的老妈子“卖货郎”。

一天，甘霖沛找到曾妈妈，对她道：“曾妈妈，这件工作对你来说，除危险以外，你的身体恐怕也难吃得消，我们让你变换一下身份，假扮成讨饭的，您看可以不？您提个竹篮，假装讨饭，这样危险就少些，行动也方便些。对购买违禁物品的任务，就交给其他的人去干。你专门刺探敌人的情报，好不好？”组织的关心，让曾妈妈感到老来找到了依靠，感到她这一生没有白活。曾妈妈感激地回答说：“危险倒没有什么关系，六十多岁为革命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那就听党的分配吧。”从此，白区中常出现的那个老妈子小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衣衫褴褛的“讨饭婆”了。

革命工作一干就是七个年头。1934年春的一个晚上，赣北党组织派程光茂等同志来彭山开展工作。他们轻轻地推开了曾妈妈的门。曾妈妈见他们是带着枪的红军，非常高兴，一边安排他们住宿和吃饭，一边介绍敌人情况。战士们吃饱喝足后，她带着刀斧，伪装上山砍柴，将战士们领到坑眼岩的深壑里搭了一所茅棚，把他们秘密安置下来。当时德安革命环境非常恶劣，白匪军扼断了瑞德交通和红军活动地区的食盐供应。为了配合工作，曾妈妈又接受了组织交给的三大任务，“运盐、送绢条、传递情报”。对于“盐禁”,敌人宣布“对向共军运送食盐的人，一律判处死刑”。曾妈妈冒着极大危险，千方百地给红军运送食盐。她说：“同志们一天不吃盐，就等于我自己一天不吃饭一样难过。”送绢条也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敌人逮住了，那也是非枪毙不可的。一次，她向港下李村一家土豪送绢条，那土豪央求她要她向红军说情，减半交款。她机智地说：“你求我有什么用，我是碰到了鬼。我今天到娘家来，在梁家遇上两百多个红军。他们把我拦住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我到坑里曾村去’。他们说‘正好，你把这绢条带给李某某家去。’我说‘我不敢’。他们又说‘你不敢，我就枪毙你！’，我怕死，我只好把条子带到你家来。你要减半，等他们到你家来时，当面要求好了。”那土豪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在传递情报时，她怕敌人检查，经常用膏药将信件贴在下身，每次都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使红军能够及时地牵制和打击敌人。

就这样，被地主恶霸称为“蛮妇人”的曾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活动于白区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让赣北红军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德安党史故事之三

      ———铁石山暴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为反抗反动势力的屠杀，1927年8月5日，何奎光、郭家彬、扶国权、杨丕显、甘霖沛等在木环垄孙家榨背后的山垄里，召集九里、永丰两个支部的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陈太康、杨济川、汪宗周、陈太福、周建太、杨裕远等20余人。会议决定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发动和武装农民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杨济川进行组建工作。

    8月下旬，永丰桥支部书记杨济川根据县委决定，以九里、永丰两支部的全体党员为骨干，吸收贫苦农民中的坚定分子参加，组成一支汪宗周、舒运龙等30余人参加的农民武装。成立大会在永丰桥铁石山桃园举行，杨超作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团结民众、保卫工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这支农民革命武装命名为德安农军，指定杨济川为负责人。德安农军归县农协指挥，有长枪7支、土铳10余支，其余多为大刀、梭镖等武器。农军成立后，在永丰、木环垄等地一带活动，打退县警备队的两次骚扰。

1927年8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得到中央八七会议文件。9月，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作出秋暴计划，为加强对暴动工作的领导，派人来德安指导工作。杨超、何奎光等人收到省委秋暴计划后，秘密通知扶国权、甘霖沛、郭家彬、程锦堂等人到铁石山附近的永丰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秋暴计划。研究决定：一是组织农军、农民攻打县城；二是应该对双方战斗力作出评估；三是由何奎光化装进县城侦察敌情。次日，何奎光乔装绅士模样来到县城大西门，巧妙地应付守城警备队的盘问，只身进入县城，探听到县城只有少数警备队，反动武装力量薄弱。随后，他立即出城，转往永丰，同杨超、郭家彬、甘霖沛、杨济川等人商议，集中中正、西源、彭山、山湾、永丰、黄㛚、丰林及东乡各农民协会的农民到铁石山集中，攻打县城，对进军路线进行具体部署，派出交通员分头通知。

9月中旬一天的早上，农军30余人先行到达集中地乌石门。不久，各地农民头戴黄荆槎（暴动部队规定的标记），扛着梭镖，握着大刀或土铳，有的以锄头、楤槁为武器，陆续到齐。暴动的农民大军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北门进攻，一路由大西门进攻，另一路进攻火车站。何奎光作简短的动员和部署后，农军即刻出发。农军走在前头，群众跟在后面，共约四千余人，浩浩荡荡直奔县城。

上午10时左右到城郊，兵分三路进攻。第一路进攻大西门，农军一靠近县城大西门，便对守城的警备队开枪射击。稍一接触，警备队便向城里溃退，还一边大声喊道：“共产党来了！”第二路进攻北门，也将北门攻破。第三路农军直奔德安火车站并迅速控制，防止敌人坐车逃跑求援。暴动农军和农民入城后，涌向通津街，将在街上反抗的10余名警备队员俘虏缴械。农军和农民将县政府前后围得水泄不通，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严泽清”“反对县政府捕杀农民”“反对政府解散农民协会”等口号。警备队数十人，龟缩在县政府里，护着国民党反动派德安县长严泽清和土豪劣绅，等待救兵。

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闻讯后，派一个连的兵赶来镇压。100多名士兵的国民党军队一到德安火车站，便被暴动的农民大军层层包围攻打，狼狈败退。一连官兵被驱走后，九江金汉鼎又从九江派来重兵。这时暴动农军疲惫，为保存实力，免遭损失，农军和农民全部撤出县城，转往东乡西乡一带，整休待命。

第二天，农军和部分农民又在县城东北铁路两侧和后田一带集结，准备再次攻打县城。当暴动农民大军从后田垄向县城进攻时，便被驻守在北门的国民党军发现，遭到阻击，队伍不能前进。第三天，农军派人进城侦查，发现国民军队并未撤离。这样相持三天，不得战机，农军撤回铁石山一带。

农民暴动进城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随即进行报复性镇压。9月16日，土豪劣绅聂锡光、董立恒带领反动民团和被胁迫的群众近400人，携带土铳、长龙、梭标、大刀等武器袭击永丰桥铁石山，妄图消灭农军。

德安农军何奎光、杨济川、汪宗周等得知消息后，将农军分布在山口险要地布防，严阵以待。为节约子弹，农军等敌人冲到半山腰，推动山上的大石头往下滚，躲避不及的敌人即被石头砸伤，没砸着的也被农民击退或打死。一天时间里，农军打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董立恒、聂锡光无奈，只得守在山下路口，向山上叫骂。何奎光、杨济川等看到敌人斗志已衰退，转守为攻，一声令下，冲下山，聂锡光、董立恒等率先逃命。反动民团更无斗志，与被胁迫的群众一起，丢下梭镖、长矛、土铳等武器，四散逃跑。农军取得全胜，粉碎了土豪地主的武装进攻。

德安农民暴动，攻打县城，是在中共德安县委领导下的一次暴动，是在江西省落实省委《秋收暴动煽动大纲》最早的一次暴动。它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造成很大的震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振奋了人民群众。

德安党史故事之四

———一份绝密情报

1934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四周的防线。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牯岭秘密召开。来自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200多人齐聚“夏都”。会上，蒋介石在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塞克特的协助下，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铁桶合围计划》，准备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铁桶计划”的方案，大致内容是：

拟用国民党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其包围半径距圆心瑞金150公里，包围圈内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的地点，并按规定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岩、柜马，构筑火力网工事和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一旦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推进7至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火力网工事和碉堡线。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逼近红都瑞金。届时，红都四周将竖起3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火力封锁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和地雷。为防止红军突围，除严令各部防守绝对保密外，还配有1000辆军用十轮军车运送主力部队，拦截突围红军。

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还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当包围圈形成后，这12个师随即撤离，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之外的交通，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蒋介石在庐山的军事会议上致闭幕词时，他以多时不见的自信神态，精神抖擞，高声地说：“现在剿共大业以握胜券，望各位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斗志冲天，发誓要背水一战，剿绝共产党。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材料就到了中共特科成员项与年等人的手上。

项与年等人为什么能够如此神速获取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这是由于......

此时，江西赣北第四区行署和保安司令部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巧妙安排下，在德安正好组建。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的莫雄，与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是好友。机缘巧合下，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署署长和保安司令。因此，莫雄奉密令破格参加了9月底庐山秘密军事会议。他拿到“铁桶计划”全部材料，仔细阅读完后，暗暗吃惊---如果这个阴险毒辣的军事计划一旦得逞，中央红军将遭灭顶之灾！

待会议一结束，莫雄就迅速下了山。当晚，他在德安县城的专属保安司令部办公室独自坐了很久，深知计划一旦泄露，他将必死无疑。经过反复思考后，他还是将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召集过来。项与年接过这一沓文件，只看了几眼，便马上感到其中的分量。三人飞快地传阅全套材料，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脸色剧变，声音异样：“莫大哥，你说怎么办？”莫雄说：“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把文件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项与年跨上前紧紧地握住莫雄的手：“我代表党感谢你！”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项与年把全部“铁桶”计划文件带到南昌莫雄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他挑灯夜战，用特种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一一密写在新买的4本字典上，重要的军事图标则描到薄纸上。他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即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从山区插入兴国县境，再横插于都，然后直到瑞金。

项与年风餐露宿好不容易通过了泰和的老营盘山区。当他进入兴国县境临近茶园林的地方，发现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隔几里就有哨卡，路上缠起了一道道长长的铁丝网，各个村头都筑起了高大坚固的碉堡。项与年回到林中，用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4颗门牙。立刻他的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得可怕吓人。次日他下了山，身上的衣服早被树枝荆棘扯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他把4本密写字典的封面撕去，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中，赤着一双脚，用尽气力的朝前走去。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党中央驻地，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周恩来的手上。

周恩来望着项与年肿胀的脸，深受感动。他一方面嘱咐人好好照顾项与年，另一方面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组织人连夜复原字典上的图标文字。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看了复原的“铁桶计划”之后，大吃一惊，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指令。10月16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渐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占据了于都、长汀、会昌等地。7天后，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外。到这个时候，敌人才知道红军的主力已转移。蒋介石精心打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