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德安的传播

1915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洪流的闸门。一代青年被唤醒，掀起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使他们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引发了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德安

一、德安概况

德安县地处赣北中南部，东接星子，南邻永修，西毗武宁，北连瑞昌、九江，东西长和南北宽均为40多公里，是个小县。

全县属低山丘陵地区，三面环山，南西北高、东南低。全县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20%，低丘面积占65%，滨湖波状平原占15%。北有幕阜山东延余脉茶子山、潘狮山、金盆寺等绵延，构成北部低山地形；西南有小岷山呈北东及东西延伸，构成南部低山地形；中部丘陵有彭山呈北东展布高耸。一般山岭海拔高度200-600米，最低处为东南角鄱阳湖滨，径流出口处仅15米。德安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宜水稻、棉麻、瓜果等农作物生长。河流属鄱阳湖水系，发源于瑞昌的博阳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全县大小支流34条，其中较大的有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等7条支流。矿产资源丰富，品种齐全，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令人瞩目的区段之一。

德安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先秦称敷浅原，位于吴头楚尾，后隶属九江、豫章、鄱阳、浔阳、江州辖地。五代吴乾贞元年（927年）设置德安县，此后县名未曾变更，治所也从未迁移。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勤劳朴实、忠义诚信。唐宋时期义门陈氏历时三百多年聚族而居、同劳共炊，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平均分配、和谐相处的人间奇迹。

德安南距南昌82公里，北离九江53公里，往北穿瑞昌直达湖北，向西经武宁、修水通入湖南，内河贯连鄱阳湖、长江黄金水道，交通十分便利;是军事战略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西征军石达开部，陈兵县城，阻击清兵，牵制曾国藩进军南京，德安成为重要战场，近代也是赣北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要地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年代，无数革命先辈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实践理想、抛洒热血，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二、旧社会德安的社会状况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德安人民长期生活在贫穷、动荡的苦难深渊之中。

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占有大量耕地、山林（山林70%-80%为地主、富农占有），农民只有少量的土地。据解放初土地改革时统计，全县共有地主543户，其中大地主有清塘畈的郑博谦、杨坊的肖九川、邹桥的王锡筹、固守的董立恒、聂桥的聂锡光、县城的邹良森、燕北平、孙本忠等。地主凭借自己拥有大量土地，采取雇工剥削、租佃剥削、收地租、放青苗、放高利贷、典押等手段，残酷剥削农民。每逢地主家婚丧喜庆、过年过节，农民还要额外送礼、送工等。

官僚、军阀与地主恶霸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赋税名目繁多，有田赋税、人丁税、地产税、印花税、漕运税、田赋附加税、保甲捐、花票以及临时性捐款等。旧军阀统治期间，全县城乡地主豪绅及商户发行花票的有100多家，有的花票刚发行出去，立即“倒闭”，农民手中的花票成了一张废纸。即使不“倒闭”的，发行人也可把花票当作资本，从中经营谋利。县城郭粹儒发行的“郭利泰”花票最多，他利用花票在县城开钱庄、当铺、麻行、谷行、磨坊、油坊和南杂货、布疋商号，花的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德安人民对各种赋税的盘剥恨之入骨，反抗斗争屡屡发生。清光绪26年，彭山农民80余人，每人挑着1担蓝靛到县城去卖。他们被设在乌石门观音阁收取厘金（还税）的卡官阻拦，要求缴纳厘金。此时农民奋起抗争，举起扁担就打。卡丁慌忙逃亡县城，向知县告急，县知事立即派出兵丁前往镇压。农民齐心协力，奋战官丁，将官兵打败。自此，乌石门的厘金卡便被取消了。

盘踞在德安的军阀连连祸害德安人民。1913年7月，李烈钧部在湖口举师讨伐袁世凯。孙中山领导的南昌留守府警卫团团长林虎部在湖口遭遇北洋军阀李纯部，战斗失利，林虎率部退至德安东境，战斗又失利，李纯部进入德安，大肆抢劫烧杀，县城西郊的湴塘古寺被焚毁（后复建）。此后，德安县城成为军阀必驻之地。1924年，北洋军阀营长焦长富、王乐善率领一营兵士先后驻在德安，王乐善部以一个连派驻在杨坊，其余部队驻在县城。他们实施野蛮统治，大肆搜刮民财，广置田产。连长杜英光在杨坊与劣绅地主王锡筹勾结一起，组成清乡局，镇压农民，将秋基王（又名锹溪王）村几十户的房屋全部烧光。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殃及德安。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法帝国主义派来传教士，他们在县城设立天主堂、福音堂，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略，向人们传道布教，麻痹大众思想，并大量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他们大量倾销洋货，县城及乌石门、夏家铺等乡集镇洋货充斥，尤以东洋货为多。由于大量洋货向县城倾销，以致黄金、白银外流。洋人还通过买办、商人之手进行压价收购苎麻、粮食。清朝德安人刘鹏程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了农民遭受的残酷盘剥：“近城十里五麻行，一样庄头两样偿，价值低昂经纪手，不由分户不由商。”

德安的文化教育在近百年来也较落后。辛亥革命时，县城只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县立高等学校，另一所为郭粹儒出资兴办的郭氏私立沈毅学校；在农村只有私塾（经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小学。农村少年读完私塾后，可到县城小学续学。小学毕业后深造，或到省会南昌，或到九江、汉口、南京、上海、北京等地。于是，县城两所小学成了德安有文化的青少年荟萃的地方，也成为后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德安人民为求生存、求民主的革命斗争，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说明，民众自发的抗暴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国革命只有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开辟新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

第二节  五四运动波及德安

一、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成员的资格参加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当时世界五强的美、英、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等正义要求，均遭到无理拒绝。会议竟然作出侵犯我国主权利益的非法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各项权益转让给日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政府竟然表示同意，而且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激起全国人民的极端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的亲日派官僚。对外软弱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悍然出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逮捕示威学生。次日，北京学生宣布总罢课。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像春雷一样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大地，这一行动很快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声援。5月6日，九江各校学生举行会议，联名通电北京政府，拒绝巴黎和约签字，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7日，南昌各校学生群情愤慨，也立即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游行中，每个参加游行的学生手中拿着小白旗，旗上写着“诛卖国贼”、“抵制日货”、“同胞速醒”、“力争青岛”、“救被捕北京学生”等口号，声势之大在江西史无前例。

九江、南昌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德安县城，同样激起德安人民的强烈反响，具有爱国激情的德安知识青年立即响应，商议行动计划。

5月13日，德安县立高小和私立沈毅学校两校青年教员和学生共400余人，集会于县城东门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集会上，沈毅学校教员蔡双峰等人发表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并当场通过四项决议，决议为举行罢课、开大会游行示威、组织宣传队和抵制日货。

东门观集会之后，私立沈毅学校学生熊好生联合一些青年教员，在县城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除青年教员和学生外，部分店员和平民参加游行示威。游行者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抵制日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几个学生抬着巨型的中国地图模型，地图上写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四万万同胞——睡狮快觉醒”的字样。游行队伍从县立高小、沈毅学校门前出发，经过通津街，出南门折止新街口，再向德安火车站。前排学生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沿途商民群众站立街道两旁观看。学生宣传队向观看的市民进行演说。听到演讲的人群无不愤慨，他们中有的人也自动地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经过火车站沿铁路进入大西门，午后才回到学校。这次集会，向北京政府发出通电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同时通电上海报纸，呼吁全国同胞行动起来，惩办卖国贼。自此次游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行动后，五四运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德安各界人士开始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了。

5月下旬，沈毅学校和县立高小的两校学生成立宣传队，继续在县城各阶层市民中进行宣传活动。宣传队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详细地讲述巴黎和会上英、法、美、意、日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以及中国遭到的奇耻大辱，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抵制日货。人们仇恨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心理越来越强烈。宣传队得到各阶层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只有两校学生和青年教员参加，后来铁路工人、码头搬运工人、店员工人和市民纷纷响应，许多商店门口或柜台上都插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小旗。德安车站的装卸工人和码头上的搬运工人自觉地行动起来检查仇货。人们不再用“东洋伞”，街道旁树立宣传外国货的商标广告被锯倒在地或毁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从县城扩展到近郊农民，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

德安声援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鲜明地革命性。其参加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是德安以往爱国运动未曾有过的。德安各界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德安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在红色的赣北大地上具有很大影响。

二、五四运动对德安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在德安县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四种新气象。第一，出现了许多启发民智的乡土读物。1920年，沈毅学校教员蔡联芳编印《德安乡土课本》课本详细介绍德安县的历史、幅员、乡土物产、风俗民情、名胜古迹，体现了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基本思想。第二，沈毅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纷纷外出求学深造，1921年至1923年间，杨超、杨乐羊、何奎光、袁亚梅、扶国权、甘霖沛、熊好生、向热生、黄继美等青年分别赴南昌、九江、上海、北京、武昌等城市的学校就读，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第三，县立高小和沈毅学校之间消除隔阂。两所学校曾互相轻视，两校学生之间发生过殴斗现象。在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中，两校学生并肩战斗，情感融洽，加强了团结。第四，密切了青年知识界和工农劳动民众之间的联系。

这四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五四运动洪流的洗礼下，德安青年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青年学生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增强了改造旧世界的决心。五四运动以后，德安青年学生敢于站出来，同旧势力、恶势力进行英勇斗争。

1920年，为防范学生运动，德安县公署监督唐祚庆派袁某任德安县立高小校长。袁到任后，对学生和青年教员滥加监管。青年教员周尚文为解决一个贫苦学生的困难，与学生同铺合睡，被袁诬为“猫鼠同眠”。学生们极为愤慨，提出抗议，实行罢课，并纷纷要求转校，不少寄宿学生收拾行李准备离校。见此情况，唐祚庆只得撤销袁的校长职务。

1921年4月，德安公署派胡兰锦到县立高小任英文教员，暗中监视学生活动。胡兰锦文化程度低，不足胜任英文教员一职，学生向校方反映，校方不仅不接受意见，反倒责怪学生。于是，两校学生联合起来向校方施压，明确提出该教员不称职，必须更换，最终将胡兰锦被更换。

1922年4月间，德安县公署以清算田赋为名对农民增加赋税。书差、粮吏乘机层层加码。9月间，彭山一农民到县粮房交完粮，书差张昌钦、王道昌欺负农民不识字，用浮算、浮收的作弊手段多收农民粮款。农民感到完粮款比以往增加很多，产生怀疑，找县立高小一学生复算，发现粮房浮收铜文800文。学生自治会王性清立即召集一些学生，同农民一起去粮房找张昌钦、王道昌复算。张昌钦、王道昌不理睬，反说学生蓄意闹事，与学生争执起来。高小学生闻讯后都去声援，聚拢一二百人，把张昌钦、王道昌痛打一顿。张昌钦、王道昌二人趁机报复，报告县公署诬赖学生抢劫粮房。德安县公署得到报告后，派出保卫队的兵丁进行镇压。学生与兵丁打了起来，缴获快枪1支。知县害怕田赋弊病曝光，于己不利，答应学生派代表参加复算。第二天，学生代表王性清等与农民同到粮房复算粮册，发现款目却与粮册（交给完粮人应缴田赋数目的通知单）相符，知县便训斥王性清故意肇事。王性清细看粮册，发现墨色不对，粮册前后页比较，发现破绽，手中的粮册是假造的。知县见此情，自行察看，确有疑点，便将粮吏训斥一顿，令其退回浮收的粮款。学生也将快枪交还了保卫队。在这之后，塘山的完粮农民也积极与磨溪头的粮吏作斗争，揭露粮吏浮收粮款的欺诈行为。五四运动后，德安学生以实际唤醒了德安县的工农大众。

1923年9月，驻德安的北洋军阀部队为限制学生爱国行动，派官员到县立高小和沈毅学校充当体育“教员”。这些充当“教员”的兵弁上课时殴打学生，禁止学生发表进步言论。两校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军阀“教员”殴打学生，结果，驻德安的军阀只得将派在学校的兵弁撤离。

1926年4月，九江镇守使邓如琢奉军阀孙传芳之命去南昌接替方本仁任江西督军。7日，邓如琢乘车经过德安火车站，沈毅学校代校长蔡通俊为逢迎军阀邓如琢，迫使学生去火车站迎送。熊祖沐、余光辉、邹焕文等同学在教员熊好生等暗示下，逐个从车站溜走。邓如琢的专车到站时，月台上只有蔡通俊带着稀稀拉拉的学生队伍。事后，蔡通俊甚为恼怒，要开除为首的学生熊祖沐、余光辉、邹焕文等人。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全校学生提出抗议，举行罢课，反对校方任意开除学生。他们还撰写一篇《讨伐蔡通俊檄》的文章，抨击蔡通俊品行不良、学识浅陋、不堪为人师表，更不配任校长职务。同时，寄宿学生纷纷收拾行李准备离校，以示反抗。县立高小的寄宿学生为声援沈毅学校学生罢课，腾出铺位让沈毅学校的寄宿生住宿。蔡通俊只得请刘汉回县调停。经调解，蔡通俊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第一，收回开除学生的命令；第二，废止体罚学生的做法；第三，废止对学生爱国活动的干涉。

德安人民为求生存、求民主的革命斗争，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说明，民众自发的抗暴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国革命只有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开辟新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德安的传播

一、先进知识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提倡民主、科学和探索改造社会方法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新思潮大量涌现。许多青年开始认真思考和研究，探索新的人生之路，寻求救国良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德安不少青年怀揣梦想，外出求学，接触新事物，学习新思想。

1921年，杨超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学习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袁玉冰、黄道等创办的革命社团改造社。改造社主张用民主的思想，去打破一切军阀专制的统治制度和阶级压迫制度，用劳工神圣的主张去启发民众的觉悟，用严格公正的批评去揭露社会的一切黑暗现象，通过改造社会，使黑暗的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杨超是改造社的一名活跃社员，他写诗抒发心怀：“莫叫桑麻困后人，浮云富贵不如贫。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山河再造新。”还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志向：“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盖因未得改革之道，我当竭力于此奋斗。”这代表了德安一大批外出求学青年的心声。

这些先进青年在读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自由结社、抨击时弊，不仅自己成为求新求变的先行者，还通过各种途径，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回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暑假，杨超取得家人支持，在木环垄七里铺一间庄屋里办起了德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参加学习的都是贫苦的农民和烧炭工人。他教农民、工人识字，在黑板上写着：“五一劳动节，不可不晓得，全世界轰轰烈烈，我们工人满身墨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通过教书识字，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

向家人和亲朋好友邮寄和捎带进步书籍报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常用的一种办法。杨超利用回家的机会，将《新江西》、《向导》等革命书刊带回德安供青年学生阅读，借此方式传播马列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新青年》、《先驱》、《新江西》等刊物源源不断带入德安，对德安青年产生很大的影响。

1923年3月，在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的领导下，杨超同袁玉冰等人，揭露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密保其爪牙李廷玉出任江西省长一事，通电全国揭露蔡、李丑闻，进行保卫民权斗争。蔡成勋恼羞成怒，下令逮捕为首的袁玉冰等数十人，并饬令心远中学以“学潮中滋事分子”的罪名开除杨超学籍。杨超被迫离开学校，返回德安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邀集志同道合的同学筹办革命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

8月，在杨超的影响和积极倡导下，县立高小和沈毅学校学生熊祖沐、余任灿、余光辉等人，在德安县城办起一所平民夜校，把一些穷苦和无钱上学的青年组织起来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店员、理发员、伙夫、搬运工人等等。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接受新思想。

通过这些方式，先进青年帮助农民、工人等劳苦大众学习文化知识，向他们宣传新思想，启发他们开展反封建、反帝斗争意识。同时，先进青年与工农大众紧密接触，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秋，杨超、何奎光、扶国权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0月，杨超、何奎光、扶国权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超与南京的改造社社员等在南京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12月，杨超发表《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革命》的署名文章。文章开篇写道：“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存亡危急的时候了。国势的垂危，国事之败坏，已无我们从容考虑、从长计议之余地。现在唯一的途径，不是静坐空谈，而是要立起脚来，伸开拳头大踏步的向前干去。干！干！干！”文章接着批判了“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等论调，认定只有革命才是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这篇文章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3月12日，杨超当选为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出版委员。4月，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杨超任宣传委员。因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先生，东南大学学生开展“倒郭”运动，但“倒郭”运动失败。当年秋天，杨超同张光人一同北上就读北京大学。杨超在北大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经赵醒侬介绍，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袁亚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九江南伟烈学校学生熊克彬（德安籍）也在九江入团，任团九江第二支部干事。1924年12月5日，团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熊克彬任团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时，省第六师范学校学生熊好生、向热生和省立农业中学学生甘霖沛在各自的学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每逢寒暑假回到家乡，互相交往，进行革命活动。

通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洪流的影响，德安进步青年积极创办各种刊物和创建各种革命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德安得以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爱国青年。他们如饥似渴地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革命真理，推动德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在德安建立地方组织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德安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